灿星再一次证明了其核心竞争力,  导师战车的道具设计可谓煞费苦心

灿星再一次证明了其核心竞争力,  导师战车的道具设计可谓煞费苦心

今天穿了最红的衣服,只等最爆的收视!半年多的心血与汗水,值了!在上周五晚浙江卫视的《中国新歌声》开播前,负责节目制作的灿星公司宣传总监陆伟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信息。出炉后的节目收视效果,让陆伟松了口气:CSM全国网收视率高达2.24,仅次于《奔跑吧!兄弟》今年的收视纪录,另一个监测平台酷云大数据显示,节目市场占有率突破30%,几乎五倍于第二名。从好声音变成新歌声,战车取代转椅,观众依然买账。  今年年初开始的好声音版权之争,导致原先的核心道具转椅不能用了,促使灿星启动原创节目方案。陆伟介绍,导演组花了三四个月时间,从100多个创意中选择了导师战车作为新模式的核心点,节目最终播出时,最引人关注的创新点是导师战车高空冲刺的形式,但实际上为了表现这种形式,导演组至少进行了成百上千次摸索。  导师战车的道具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导演组为此请来迪士尼公司的供应商,以打造过山车的硬件标准,来设计和制造导师战车的运行轨道。而作为核心道具的导师战车出现任何变化,都会牵涉整个舞台的音响、灯光、摄制系统的全面变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节目中,导师战车面前的声音之门,能够上下升降,用来遮挡导师的视线。看起来很普通的一扇门,节目组考虑过十几种方案,并都制作了模型进行试验。设计的难点在于,既要保证遮挡物可以挡住导师的视线,同时需要拍到导师的表情,并要保证遮挡物的打开既快速又安全。陆伟笑言:我们曾考虑过左右开启挡屏,但因为开启速度较慢,导师椅子上的隔板会影响导师的面光而放弃;我们又尝试在战车前装一个帘子,导师可以直接穿过去,但实际测试发现无法保证舞美效果。  在导师战车和声音之门方案确定后,如何拍摄战车冲刺、捕捉门背后的导师表情,也变成了节目组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拍摄好四位导师的面部表情,整个团队绞尽脑汁:导演组曾尝试在观众席设置机位,但因为这一方案只能拍到侧脸而放弃;导演组又尝试在声音之门和导师座椅间藏一个机器人摄像机,但这样会导致门离导师太远,看上去过于空旷,又被否决。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导演组最终在声音之门安装传统摄像机镜头,在导师座椅上安装隐藏式Gopro(一种全方位摄像机),才较好呈现导师按钮冲刺的仪式感。  在电视模式观察者冷眼看来,现在从转到冲,导师的戏份又被拉长,改变了整个节目的节奏。不过,他也表示,在《中国新歌声》中,当有导师拍下按钮冲出去之后,实际上就与其他导师失联了,冲下来的导师没办法干扰到身边的导师,尚未冲出去的导师也无法从冲出去的导师身上寻找到蛛丝马迹,这一层互动关系的缺失,节目的精彩程度就打了折扣。

2016年7月15日,经历了版权之争后,《中国新歌声》如期而至。其制作方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更换了《中国好声音》的旧称,并增添了诸多创新元素。

  金色光带照亮整个玻璃舞台;导师一旦心仪某位学员,可驾着战车从4.5米高的轨道顶端冲到学员面前;还有同步联动的舞美、3D版的VR录制和学员自拍VCR等。

  实际上,业内对音乐综艺创新渴望已久。

  乐正传媒研发与咨询总监彭侃对该节目持积极评价:灿星再一次证明了其核心竞争力:离开海外模式,它一样能创造现象级。

  但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电视原创制作的争议依旧不断。

  灿星模式能否被视为原创模式的代表是一个核心话题。其背后是长达数年的讨论:引进牌纠纷不断,却不得不饮鸩止渴;中国本土原创能力萎缩,音乐综艺如何突围?

  丢掉拐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发出《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上星综合频道每年在黄金档播出的引进模式节目不得超过两档;每年新播出的引进模式节目不得超过一档,第一年不得在黄金档播出。

  灿星副总裁、宣传总监陆伟视之为积极信号。

  这之前,中国电视市场竞争恶劣,一个连播都没播过的韩国节目只要引入中国,立刻就能收获几亿元的广告冠名。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国内广告商迷信的是模式而不是节目,这给中国电视人带来巨大精神压力。

  同时,海外模式对市场的强势垄断,也让节目的试错空间变得异常狭小。国内一线卫视的竞争几乎容不得试错,一个节目失败,就可能导致整个卫视排名下跌好几名。

  于是,拿来主义成了最保险省事的选择。但经过这些年大量引进,海外模式也已被严重吃空。

  如此背景下,《通知》倒逼其丢掉拐杖,学会独立原创,同时给了整个市场更多的试错空间。

  2015年12月,灿星已经意识到可能失去《中国好声音》原有模式的版权,于是开始着手研发创新,其制作团队前后讨论过约100种模式。

  最终,《中国新歌声》呈现出三大创新:一,模式眼由原来的转椅改为战车;二,开通直播赛区,上线一款灿星直播APP;三,除正片外,还增加了3D版和VR版,其中VR版还可以为粉丝定制内容,其产品还将尝试商业化。

  不过,即使是灿星本身,也认为这些创新是基于对海外模式的学习。

  陆伟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所有制作公司里,灿星接触国际一流真人秀模式的时间可能最长,这为我们带来原创方面的相对优势,才有了今年独立开发原创模式的可能。

  彭侃也认为,引进海外模式其实是购买操作方法,即如何将创意执行到位、用工业流程化的方法把节目做好,这些操作技巧不可能只靠观看节目来总结和模仿。

  《美国达人秀》(《Americas Got
Talent》)是美国的一档真人秀节目,节目为各行各业的人提供演出机会,表演内容无限制,公众选出的优胜者将获得100万美元奖金。

  2010年,第一次接触《美国达人秀》时,陆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对方对舞台庄严感的强调,和对镜头等细节完美程度的苛求。

  比如,国内做节目一直不重视隐藏机位。当灿星按外籍顾问要求把摄像机位全部藏起来时,自觉很到位的他们却被对方指出有很大问题所有摄像机不锈钢脚架必须用黑布裹起来,否则在灯光下必然有反光。

  有无模式都可创新

  外籍顾问的苛求曾让灿星团队目瞪口呆,不过也促使其早于国内同行数年,便开始了对节目细节的推敲:他们花很长时间钻研、用海外模式经验来判断摄像机该放多高、选手位置应离屏幕多远、灯光舞美是否能达到效果。

  而无论酷炫技术的安全性、准确性,还是现场灯光、节奏的控制等,其背后是两条基本底线:能否保证整个舞台的仪式感和神圣感、能否维持导师和学员的最自然真人秀状态。

  以此次《中国新歌声》最显著的改变俯冲战车为例。节目中导师战车非常轻松地冲下来,为呈现这个效果,事先测试次数在1万次以上,正确率高于99%。

  同时,节目中战车下的光带是柔和的金黄色。在原来的方案中,整个光带黄色偏白、两边偏红,打在全透明的玻璃舞台上非常华丽,犹如流动的斑马纹,但严重干扰观众对节目的注意力,最终只能放弃。

  网络音乐综艺节目《十三亿分贝》则是另一个原创样本。

  其总制片人马力曾制作过《花儿朵朵》《快乐男声》等多档选秀节目。对于《十三亿分贝》,他说:即使我不举着个原创大旗,大家也知道这是原创。

  2015年5月,马力从体制内辞职,没有急着去挣大钱,而是琢磨着做些不一样的东西。

  当时,他的前同事、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正致力于湖南省方言的保护,却担心年轻人不接受,希望寻找一种更有传递感的方式来传播方言文化。

  就这样,方言题材与音乐发生化学反应,一种全新的音乐样态诞生。

  这档节目采用网络直播,核心是音乐与方言混搭,即以地方话的形式演绎原创、改编或翻唱歌曲。海选覆盖全国各地,表演效果魔性十足。

  同时,直播这个时下娱乐行业最热的表达方式成为节目本身的一部分,而不再仅是渠道。屏幕上,网友、现场观众、导师、选手可自由切换。

  虽然汪涵撒贝宁、大张伟黄绮珊分别为两组选手的导师,不过,整个选拔过程,网友、现场观众、导师、选手完全在自由空间中沟通完成。

  汪涵、黄绮珊、大张伟在狭小的演播室里打麻将,兴奋时对着麦克风互相飙高音、甩臀热舞、挖鼻孔。

  而对嘻哈音乐完全不懂的撒贝宁,在听见湖南话的Hip-Hop时手舞足蹈,对着空气打拳击以显示自己对节奏感的把握,向观众展示了可爱的一面。

  大张伟则在另一个录影棚里看着视频里的撒贝宁,毫不留情地拆台:撒贝宁根本不懂Hip-Hop,他就是个外行!吓得撒贝宁直接咽下了含在嘴里的半个槟榔。

  评委与选手的交流也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得以完成。

  无模式就是这个节目在网络化试错中刻意为之的模式,没有海外模式的条条框框,团队反而更加灵活。马力说。

  是什么在掣肘原创

  事实上,灿星通过购买海外版权、积累制作经验获得原创优势,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电视内容产业链整体发展滞后的映照这涉及音乐行业发展、电视工业水平、电视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掣肘。

  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落后于节目制作水平,国内顶级真人秀都要用到国外的道具、音响、舞美等。陆伟举例说,《中国新歌声》的全新视觉设计就只能去欧美寻找方案和人才。

  再比如,专业院校的教学偏重技术,教学生如何摄影、剪辑等,但很少涉及创意策划、产品研发。

  以装置为例,其最重要的作用是表现心理、情绪的变化。像《中国好声音》中的转椅,就是凸显从心动到转动的过程,对提升观众情绪和节目收视效果明显。

  而《中国新歌声》将转椅升级为战车,也是为了把导师从心动发现到冲动选择的过程进行视觉化呈现。这些装置的研发,以及和灯光乃至整个导播系统形成联动,都非易事。

  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电视节目创新研发专家冷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节目原来的观众对战车会有种种不适应,这一装置也有改进空间,但毕竟是中国自主研发装置的起步,完成了视觉上的升级。

  同时,音乐综艺的创新与原创音乐节目的发展脉络也密切相关。

  早期音乐节目都采取把歌曲搬上舞台的单一形式,像央视的《综艺大观》等。后来引入综艺竞技模式,又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娱乐性和综艺感都没有了。冷淞说。

  在他看来,在中国原创音乐真人秀长达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从UGC(用户原创内容)的海选模式到大腕竞技模式,一直存在两大误区:一是把歌曲比赛做得过于严肃,二是跟风邀请著名歌星做真人秀节目。

  比如,三四年前,国内十几个卫视频道曾同时播放著名歌星参与的唱歌类节目,不但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还导致音乐大腕的出场费用飙升。

  而当下音乐类节目看似红火,但音乐行业其实正处低谷:原创歌曲太少、耳熟能详的好歌曲太少,都在吃老本儿,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相关综艺节目的制作。

  迷恋现象级是一种束缚

  近年来,国内许多类型的综艺节目都摸索出具有中国本土内涵的节目形式。

  如喜剧类的《笑傲帮》,由大型素人喜剧节目《笑傲江湖》原班人马打造,是哑剧、东北二人转、搞笑音乐剧、相声等喜剧形式的巧妙结合;文化类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唐诗风云会》等,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众传播汉语之美。

  相比之下,中国音乐类综艺节目一直创新乏力。

  但另一种观点是:相较其他类型,音乐类节目市场化起步早,受众广泛,表现形式多元、成熟,更容易出现现象级作品。倘若没有出现,就会被认为是原创缺失。

  冷淞则认为现象级可遇不可求:《中国好声音》用转椅和盲选剔除了看到人的形象后可能产生的偏见,还原听觉,而《我是歌手》则是考问大腕,两个节目都把创意放大到极致。

  对此,马力的感受是现象级虽然好,但也束缚了制作人的多样性生产能力,中国音乐节目缺乏原创动力的最大问题是对现象级的热捧。

  比如,《中国新歌声》虽然常驻同时段收视排行榜首位,但其收到的评价褒贬不一,仍需面对观众的审美疲劳,也无法回避音乐比重缩水、学员不出彩、故事套路化等诸多槽点。

  其实,灿星制作的另一档节目《中国好歌曲》虽然收视率并未达到现象级,但因为推出不少优秀原创歌曲和草根歌手,被一些人视为中国原创音乐类综艺节目的代表。

  《十三亿分贝》也并非现象级节目。但正是这档节目,让马力找到音乐类节目差异化的切口,并挖掘出更多优秀选手。

  很多人说,选秀节目把中国优秀的歌手都收割完了,但我们在制作方言音乐时发现了很多出色的音乐人。马力说,中国的方言那么多,资源储备强大,《十三亿分贝》呈现出的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这并不妨碍电视台、网站、广告商、制作公司等对爆款的迷恋。由此一来,制作人仍难免精神紧张,仿佛创造爆款只能通过套路分析必须具备的既定因素,做出的节目也趋于雷同这正是当下的行业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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